揭秘：西安事变的具体日期与别称是什么？

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的历史转折

西安事变，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因其日期而得名“双十二事变”。这一事件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36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异常复杂。蒋介石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方面积极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对日本侵略采取妥协态度。然而，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杨虎城，深感国家危亡，决定采取行动，劝谏蒋介石改变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剿”红军。面对这一命令，张学良和杨虎城深感忧虑。他们深知，继续内战只会消耗国力，削弱抗日力量。因此，他们开始秘密策划一场兵变，以迫使蒋介石改变国策。

经过精心准备，1936年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了华清池，扣留了正在此地的蒋介石。同时，第十七路军也控制了西安全城，扣留了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包括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人。这一事件震惊中外，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我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南京方面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与西安方面谈判。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深入的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即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些主张得到了南京方面的部分回应，但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南京方面逐渐意识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最佳选择。一方面，可以避免内战进一步升级，消耗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机会迫使蒋介石改变国策，一致抗日。因此，南京方面开始软化立场，与西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谈判。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在西安发表谈话，表示愿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一谈话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它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开始转向抗日。这一转变不仅增强了中国的抗日力量，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西安事变展示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大义。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冒险发动兵变，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最后，西安事变也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在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积极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并派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协助谈判。这种合作精神为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顾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经过和意义，我们不禁为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冒险发动兵变，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内战政策，开始转向抗日；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成就不仅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的历史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

西安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是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产物，也是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的必然结果。在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展现出了坚定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大义。他们不畏强权，敢于挑战权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这种精神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引起了广泛共鸣，也激发了更多人的爱国热情。

当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离不开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他们积极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并派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协助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们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最终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这一成果不仅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